前一段时间，从《人民日报》上读到杨绛先生写的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一文，我很佩服钱钟书先生勇于自责的精神和杨先生不文过饰非的胸襟。不久，又看到范旭仑、李洪岩《杨绛＜吴宓先生与钱钟书＞一文指疑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1998年6月17日），对杨绛文章的每一个细节都逐一反驳指疑。我先是十分纳闷，范旭仑、李洪岩这两位“钱学专家”以前是把杨先生文章的每一句话当作经典语录，怎么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？把这两篇文章细细对读，才知道“指疑”的文章后还有文章。
谁都知道，写质疑和反驳文章，首先必须有反驳的依据，得让事实说话。但这两位“钱学专家”竟然一点不知，拿不出任何有力的反驳材料，只凭着强硬的舌头和牙齿来辩驳。有些地方似乎连简单的逻辑知识都不懂；绕来绕去，咬住死理纠缠不休。
杨绛先生说：“钟书偶有问题向吴宓先生请教”，范、李文却说：“请教”云云“容有可商”，有什么“可商”之处呢？他们举出的理由是：钱先生上课不记笔记，古代文学全靠自学。吴宓先生是钱先生的恩师（教西方文学），钱先生在著作中总是尊称“雨僧师”，难道就没有请教问题的时候？除古代文学之外就没有别的问题可请教吗？一个在校的大学生以自学为主，却并不能就此说他从不听课，也不向任何老师请教问题。
吴宓先生1935年5月刚出版了他的《诗集》，杨绛的同班同学们借口研究典故，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。钱先生为《吴宓日记》写的序中也如此说。而范、李却说杨绛5月回乡忙于结婚（实际上是6月中旬），“根本不可能看到《吴宓诗集》”，这是典型的逻辑毛病。
杨绛的文章主要是写，钱钟书先生年轻时受温源宁约请为《吴宓诗集》写篇书评，由于别出心裁，讥诮了吴宓先生爱重的人，使吴先生很伤心。钱先生事后为此长时间感到内疚、不安。这体现了钱先生的自责和忏悔。而这两位“专家”，辩来辩去地说钱钟书并没有“丑诋和讥诮”，“中肯之讥弹固胜于隔膜之誉赞”，“想通情达理的钱先生不会‘失望和没趣’，更不会‘内疚’和‘不安’”；“这与钱先生一贯所表述的思想不一致”。这是什么辩驳文章呀！钱先生直到1993年旧事重提仍为此追悔不已，说自己“弄笔取快，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，罪不可绾，真当焚笔砚矣！”白纸黑字写在《＜吴宓日记＞序言》里，这两位生于几十年后的人，竟有盲目的勇气“指疑”，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此事似的。
既然有勇气指事实为虚假，也就有勇气把谣言当“事实”。杨绛先生已经出来辟谣，当事人李赋宁先生也郑重声明从没有听钱先生说过所谓“叶公超太懒、吴宓太笨、陈福田太俗”的话。这两位“钱学专家”仍“感觉到这语气就很像”，由此又认为“杨绛用心良苦，不辞心劳笔瘁，使人签字画押‘郑重声明’”。辩驳文章要靠事实，怎么能靠感觉？
由此，我想到“钱学”研究的一些有关问题。据我不完全的统计，全国每年都有五六十篇（部）有关钱钟书的论文或专著，其中不少很有份量，不少真正的钱学研究者甘于寂寞，默默从事于学术研究，不屑于标榜自封，哗众取宠。
钱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，有许多可研究的东西。范旭仑先生走了一条多快好省出成果的“捷径”，发表了一系列的《围城疏证》、续一、续二……，如果不是给钱先生喝住，他极有可能不断地续下去。不过，这倒可以给那些想搞研究却没东西好写的人一个诀窍，就像这位范先生那样，从《围城》中挑出一两句话，然后把《管锥编》、《谈艺录》等书中有关无关的“相关”内容往里塞就是了。看上去还十分渊博，要研究哪一位作家，只要备一部其文集即可，其它参考书都不需要，这多省事！范先生作得多了，成了老手，驾轻就熟，又作了《杨绛＜钱钟书与围城＞笺证稿》。他把杨绛这篇连中学生也能读懂的散文也加以笺证，学问真是越作越浅，引书却越来越多，已不限于本集了。可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被他肢解得一地残骸，又添进许多失实的枝节，左一条，右一条，很是博奥，看出他立志要把杨先生的文章当作经典，非笺出其中的“微言大义”不可。
说实在话，我对范旭仑、李洪岩的东西，拜读过不少。虽然常常武断偏激，有不可一世，目空一切的气势，但敢于怀疑、敢于放言，精神是很可嘉的。不过有些是明显违背常识、公德和法律的地方，还是应当慎重对待。比如钱先生的作品发表于某年某月、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成立于什么时间，钱先生诗句的用典，杨绛先生有没有在清华研究院读书，等等，（均见范旭仑的书评中）动手查查资料即可知道，没有必要信口开河，胡乱猜测，另立新说。再如钱先生《槐聚诗存》1991年“代拟无题七首”，杨先生的“缘起”已交待得清清楚楚，他硬说那是钱先生年轻时写给“别人”（“那意中人殆非晓芙即阿宓乎———中书君初恋季康的绮靡之什概从削弃”）的情诗，不忍烧掉，变着法儿放到1991年里。（见《钱钟书评论（卷一）》范旭仑化名赵玉山文）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瞎猜乱说，损人而不利己，似也不必。还有，轻信港、台以及海外的某些谣传。这些谣言的动机有些属于人际关系的，有些出于政治上的目的，如果不加分析地引用，就会不自觉地上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，即使你注明出处，也难免犯以讹传讹或散布谣言的错误。
李洪岩《智者的心路历程》把钱先生《人·兽·鬼》中的人物，一一与现实比附，认为某某人物影射现代某某文化名流（见第272，274，281页）。钱先生当年早已在序言中明确声明过了，他却仍然凭着某一点的相似，一一与现实对号入座。这不仅是传谣造谣，更违背了钱先生创作的思想，也就从根本上不懂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价值。
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一种献身事业的热情，钱学当然也不例外。
范旭仑甚至说“像钱先生这样的大天才，号称四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不过才出现一个。”正因为怀着这种崇敬之情，他们一切皆亦步亦趋地模仿钱先生。但是由于并不真正了解钱先生的精神，也没有钱先生的学识，所以模仿得并不像，只觉得笨拙而又好笑。比如钱先生的著作轻松诙谐，举重若轻，运用文言典雅凝炼，随着行文需要，驾驭数种语言，得心应手。这是不容易模仿的。范旭仑的文章（书评）偏偏爱模仿，拿腔捏调、东施效颦，常爱在凌乱枯涩的行文中硬嵌几句俏皮话，或引几句文言或外文，让人读起来十分费力，不知所云。其实，对于熟悉钱著的人来说，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所引用的古文、外文，基本上都是从钱先生或杨先生的著作中转引抄袭来的，人家的原文是古文，他也是古文；人家的原文后有外文，不管什么语，他准会照抄不误，似乎他也懂得好几国语言似的。该注出处的不注，本来很简单并没有什么难达之隐的，他非要“参见”许多钱著页码不可，显得很神秘博学。其实这和钱先生《宋诗选注序》中说的“认准了一家去打劫”有什么两样呢？
说了这么多，希望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两位“钱学专家”少一点叫骂、少一点标榜，少一点哗众取宠，真正学习钱先生那种甘于寂寞的精神，作点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。
